无论如何,艺术的传习首先是趣味的习染,趣味是官能艺术的最通用语,它无需理性识读语言的辗转超译同时计,也只有味面”是艺术与艺术聚众之间的“直击”因干此,来自异域的艺术和来自异时异世的艺术与当前、此地的艺术家之间,最先抵达的是味,其次才是解析与再创造。中国的视觉艺术自晚明文化开埠以来,逐渐地加入到了世界艺术在趣味上的交流中,这种交流,并非是今天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单向(由西向东)的,而是裹在大航海文明带来的经济文化交换的大潮流中互动进行着的,这也就是我们既能在晚明波臣派的肖像画中看到西方写实绘画的影响,同时也能在维也纳分离派画家(尤其是克里姆特)的绘画中看到中国视觉艺术形象的植入和中国贴箔工艺的使用的客观原因所在。十九世纪末的殖民潮流彻底打碎了中国的中央帝国之梦,随之带来的是中国文化从根本上由保守转变为开放,我们今天称这种转变为“西化”,不若称之为“现代化”更为客观。20世纪初的中国,在晚清留学潮中成长起来的知识阶展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主体力量,他们进一步在政治、哲学、经济、文化、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中将西方的形式和观念引入中国,嫁接催生出我们今天所面对和应用的现代化后的中国文化基本型。这是我们讨论今天的中国艺术与文化的整体前提和因缘
我们要基于以上两点来看待四九年之后,甚至八十年代后的中国视觉艺术。徐悲鸿一代的艺术家们希冀西方形式能成为激发本土文化自强之剂,但又最终在内心的文化选择上面临着文化归属感的问题,从激进到挣扎回归成为他们的艺术生涯的基本心路历程。后进的陈大羽、赵无极、朱德群等一类的艺术家,则完全在西方情境下,从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后的西方艺术出发,用西方绘画的形态糅杂东方人的乐感,在异域的生活情境下回溯自我的文化故源。在异域与故士的双向差异中,终其一生的时间望造了自身的艺术之路,这在继徐悲鸿之后,为新中国后的中国主流艺术的西画支系所纠结的西方化还是本土化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范本和希望即西方形式,中国经验,总体构造出新的融合式的趣味及语言模式,并通过它们共同达成现代化的、开放的自由的,同时又是兼具本土文化属性的文化与审美目标。
朱永培的艺术便是这种融合形态的,我们能在朱永培的图形语里看到毕加索式的弃放和保罗口克利式的稚巧,同时又能在其对笔触与瓷稚的使用中感到纯正质朴的中国传统意蕴。在此,必须重中下西方趣味与中国文化归属在这一代艺术家审美躯体内的纽结,这决定着这一代艺术家在艺术成熟期的媒介和语言选择。朱永培的陶瓷艺术所呈现的成熟与第定,和这种最终的媒介选择以及这种媒介选择背后的所带有的文化象征关系莫大。朱永培在陶瓷艺术中所实践的火与土的熔炼,在泥性、窑火、釉料三者构造出的结果不确定中不断体验着的惊喜和挫败,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东方性”实践,这种“东方性”,和造型趣味上的“现代性”在朱永培的艺术中缺一不可,我称之为“融合的趣味与怀乡的笔触”。